张飞龙称，打通最后一公里难题也是较大瓶颈之一。

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贯彻落实北京市推进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和管理的政策措施，积极推进公交、环卫、物流等公共服务领域充电设施建设和城市公用充电设施建设，并在具备条件的物流园、 产业园、大型商业购物中心、农贸市场、旅游景点、货运枢纽、邮政快递分拨处理中心和规模较大的邮政快递营业投递网点等建设集中式充电桩和快速充电桩，为新能源车辆在城区通行提供便利。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区城管委、通州公路分局、区园林绿化局、区水务局、区农业局等部门要制定本行业本领域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管理制度，向区环保局备案，并牵头推进本行业本领域老旧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工作，鼓励使用电动或符合第四阶段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三十五）严格环保督察考核问责。（二十五）控制农业源氨排放。加快节能环保升级改造，开展绿色工业园区、绿色工厂建设。（六）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管控。

将餐饮大气污染物排放纳入餐饮业量化评级管理体系，环保、城管执法部门将一年内依法处罚2次以上的餐饮企业通报食药部门，食药监管部门依据量化分级规定对相关企业实施降级处理。自2020年1月起，轻型汽油车和其余行业重型柴油车实施国六（B）排放标准。很多企业甚至生态环境部门认为是给保险公司打工，保险公司坐收渔利。

二是试点企业名单制定较为随意。三是污染类型复杂多样，证据收集困难。环境风险定价机制不完善，损害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目标。一方面，投保人想要寻求最便宜的保单，使他们能够满足相关文件或地方政府提出的要求。

五是保险行业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2017年后的新一轮试点中，山东、贵州、深圳等地的投保范围，集中在石油、化工、制药、涉及危废、涉重金属行业。

二是开展环责险试点调研评估，全面掌握试点情况。一方面，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开展试点工作缺乏法律与职能上的依据。建议建立生态环境部与银保监会的联合工作机制，建立相关信息的共享机制。投保企业为降低保险费率和责任限额，一般会采取相应措施尽量降低环境风险，保险机构为了控制其承保风险，降低事故发生概率，也会督促投保企业开展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

另一方面，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有利于及时救济污染受害者。三是确定投保责任限额的标准差异较大。自下而上的政策实施方式是指，第一，国家政策文件法律依据不足。费率是体现产品性价比的重要指标，我国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平均费率大幅下降，2013年平均费率为1.49%，2014年基本持平为1.51%，2017年下降至1.03%。

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均已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覆盖涉重金属、石化、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处置等行业，保险公司已累计为企业提供超过1600亿元的风险保障。461个案例中，损害赔偿金额平均值为186.35万元，最大赔偿额为4000万元。

2013年，原环境保护部与原保监会印发《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自下而上的实施方式导致了两方面的问题。

在责任构成要件上，不要求行为的违法性，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环境污染风险。从四川省不完全数据情况看，其赔付率不到4%。根据2015年对部分地方试点的调研，目前每家投保企业的平均保费在3万元左右，地方生态环境部门与投保企业普遍反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赔付率极低。评估指标的设计遵循两个思路，一是采取承诺告知制，由投保企业对于风险问询指标进行告知和承诺，采取相关法律责任进行约束。我国已经建立了严格的环境责任法律体系，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环境污染责任风险。社会化的环境风险管理机制缺乏技术引导。

二是调解结案比率极低，企业和受害人双方矛盾难以调和。从国际经验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真正实施需要立法的强力推动，否则地方试点无法建立起公平合理的长效机制。

另一方面，企业不支持，社会评价低。一方面，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促进了环境风险防范。

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起步于2007年。由于各地风险评估标准不一，因此各地的责任限额存在较大差异。

这些方式操作起来没有依据，在公正性方面容易引起社会质疑，也给经纪公司留下寻租空间，给地方相关部门留下行政隐患。承保责任为场所责任，仅承保约定区域内的损害，约定区域外的损害不在承保范围内。试点企业名单的确定缺乏明确依据，确定投保企业范围较为随意，有些地方直接下发试点企业名单，要求企业投保，有些地方在政府网站上对试点企业名单进行公示，并设置了异议期等公开程序。未对延长报告期进行约定。

极低的赔付率直接损害了第三方索赔人的利益，难以达到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目标。2017年以来，以贵州模式为代表，贵州、海南、深圳、山东等地进一步扩大了保险承保责任范围，将渐进污染损害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应急清污费用等责任纳入责任范围，并对赔偿责任限额进行规范，避免保险公司采用过细分类限额规避赔偿责任。

二是产品性价比逐步提高。根据保监会口径，环责险赔付率不到10%。

在立法上，明确采用严格责任原则进行归责。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进一步推进发展？课题组对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政策试点进行了初步评估，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四是风险评估不能达到控制风险的目标。三是试点强制特色更明显。建议在试点调研中特别关注各地投保企业范围的确定，分析其行业特点与风险特点，分析投保企业发生保险事故的事故特点等，为下一步确定法定投保企业范围提供数据积累。五是服务模式更加统一。

这一机制违反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责任限额法定、责任范围法定的基本内容要求。随后，相关部门发布了一系列文件，有力推动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

这样做的后果，除了风险分类条款和责任限额严格限制了企业索赔金额，直接影响环责险赔付率之外，也让企业产生保险公司收了钱就走的印象，严重影响企业投保意愿。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成效与不足总的来看，我国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呈现出以下特点。

制度实施有待立法强力推动。投保指南主要目标在于服务企业，便于企业了解政策背景、法律要求以及保险条款现状等，为投保企业普及知识。